二〇二一年八月一日，我抵達芝加哥機場。當時的我帶著行李、研究計畫，以及對美國博士生活的想像，前往印第安納州西拉法葉的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攻讀比較文學博士。五年之後的現在，當我完成博士學位、離開美國、回到台灣時，我深刻的理解到Fulbright 給我的不只是一段求學經歷，而是一段讓我透過學術、教學、旅行、與日常生活重新理解台灣與美國的生命經驗。
在比較文學中重新思考台灣
我在 Purdue 接受的是比較文學的博士訓練。這個領域要求我不斷跨越邊界：跨越語言、文本、歷史、文化，也跨越文學、電影、音樂、政治與社會之間的界線。剛開始的幾年，我經常覺得自己像是站在一個過於寬闊的十字路口。每一門課、每一本理論著作、每一次課堂討論，都把我推向不同方向。這種自由讓我彷彿如魚得水，可以在沒有天花板的地方隨心所欲地，推進與挑戰自己知識的界線，是我來到美國在學術上最喜歡的所在。
我的博士研究最後回到台灣，探討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新世代如何透過電影、音樂、飲食文化與海洋想像重新敘述台灣。這個題目對我而言，不只是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台灣人離開台灣之後，重新回望自身文化位置的過程。在美國的學術環境中，我更清楚地看見台灣研究的重要性：台灣不應只是中國研究、日本殖民研究或冷戰研究的附屬案例，而應該能夠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提出能與世界對話的問題。我的研究也呼應了 Fulbright 的宗旨，也就是把自己想像是文化與學術的交流者，帶著一片台灣到美國，在專業的領域結合學界的論述，並且拉緊太平洋兩岸的距離。
從學生到教學者
在博士第三年的時候，系上安排我去教了兩個學期的世界文學。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比起「學生」這個端點，自己在博班的訓練過程當中更靠近了「教學者」與「學者」的一邊。
站上美國大學裡面的講台，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刺激，也是另一個引領我進入他者的文化脈絡，來講解與交流世界文化的機會。當我在課堂中帶領學生討論世界文學、殖民經驗、翻譯與文化差異時，我必須思考如何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理解另一個社會的歷史處境。有些學生對台灣的認識來自新聞，有些人知道台灣與半導體，有些人則幾乎沒有聽過台灣的文學、電影與殖民歷史。每當我在課堂或日常對話中介紹台灣，我都感覺自己不只是留學生，也是某種文化翻譯者。我必須把台灣複雜的歷史說得清楚，也必須避免將台灣簡化成單一政治標籤。
透過美國理解美國
文化交流並不只發生在正式演講、研討會或國際場合，而是發生在課堂上，甚至課堂以外的辦公室、餐桌、球場，以及朋友之間的閒聊。當我向美國朋友介紹台灣，也聽他們談論自己的家鄉、政治、家庭、教育與生活經驗時，那個透過媒體所構築的「美國」，甚至我從大學以來在外文系與外文所接觸過的美國文學與文化，與當下的接觸是有所衝突的。至少在這個當下，我可以不透過濾鏡來真實的了解美國中西部的樣貌。我把這種經驗稱為「透過美國來理解美國」。Fulbright 給了我機會讓我在美國重新理解台灣，它也同樣讓我以台灣人的身份重新理解這個國度的樣子。
Purdue 所在的 West Lafayette 並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最典型的美國留學城市。他不像紐約，不像加州，也沒有新英格蘭的古老；西拉法葉是一個安靜的大學城，四周是印第安納州遼闊的平原、玉米田、長而寒冷的冬天，以及開車才能真正移動的生活節奏。這種「不符合典型美國印象」的狀態反倒成為了我想要親自體驗「真正的美國」的樣貌，讓我得以處在想像以外的處境，像是當地人一樣的生活。
舉例來說，我加入過社區棒球隊，也在週末與隊友一起在中西部個大大學之間的社區球隊南征北討。棒球對我來說原本就很熟悉，但在美國打社區棒球，讓我以另一種方式進入當地生活。球場上大家的年紀、職業、背景都不同，有人是大學生，有人已經在工作，有人只是單純熱愛棒球的地方居民。比賽本身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賽前賽後的聊天、隊友之間的玩笑，以及那種透過共同興趣慢慢建立起來的信任。這些經驗讓我感受到，美國社會不是抽象的制度或新聞事件，而是由一個個地方社群與日常關係構成的生命經歷。
除了課業與研究之外，公路旅行也是我理解美國的重要方式。五年間的寒暑假，我走訪了許多城市與國家公園，也有過數週時間都在公路上的旅行，這些旅行讓我體會行萬里路的意義。美國很大：中西部的平原、南方的濕熱、東岸城市的歷史感、西部國家公園的壯闊、夏威夷的海島地景，都讓我看見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多重樣貌。它有高度現代化的城市，也有荒涼遼闊的公路；有世界級的大學與博物館，也有保守、孤立、與令人困惑而迷人的地方文化。
這些旅行呼應了我很喜歡的美國作家 Ralph Waldo Emerson 所寫的：“I become a transparent Eyeball; I am nothing; I see all; the currents of the Universal Being circulate through me; I am part or particle of God.” 意指忘卻自我的存在，不帶歧見的吸收這個世界，讓自己成為宇宙的一部分。那種連續數小時只見公路、天空、平原與山脈的經驗，讓我重新思考土地、國家與人的關係。這些經驗很難直接寫進論文，卻深深改變了我理解文化與歷史的方式。
留學生活的現實與成長
當然，美國生活並不總是浪漫的。博士生涯也不只是閱讀、寫作與旅行。更多時候，它是日復一日的壓力、孤獨與行政雜務。
在美國生活，我必須學會處理許多以前在台灣不曾真正面對的事情：租屋、開戶、保險、報稅、買車、修車、搬家、醫療、帳單，以及與各種行政系統溝通。這些事情看似瑣碎，卻構成了留學生活真正的重量。有時候，最讓人疲憊的不是一篇困難的理論文章，而是車子突然故障、冬天暴雪、保險條款看不懂，或是一封必須立刻處理的帳單。
但也正是在這些日常挑戰中，我慢慢建立起一種新的獨立感。West Lafayette 後來不只是我念博士的地方，而是我真正生活過、工作過、挫折過，也成長過的地方。我在那裡完成博士訓練，建立研究方向，教過課，開過長途車，打過棒球，賣掉自己的第一台車，也在離開前整理完一整段美國生活。這些經驗讓我感覺，Fulbright 所支持的不只是一個學位，而是一個人在異地成長為研究者、教學者與世界公民的完整過程。
回到台灣之後
博士畢業後，我帶著新的研究計畫回到台灣。除了將博士論文改寫為期刊論文之外，我也開始發展新的研究方向，繼續思考台灣在帝國、殖民記憶、流行文化與國際學術中的位置。這些問題仍然延續我在美國期間形成的核心關懷：台灣如何向世界說明自己？而身為台灣研究者，我們又如何從台灣出發，提出能與世界對話的問題？
回顧這五年，我最感謝 Fulbright 的地方，不只是它讓我有機會完成博士學位，更是它讓我有時間與空間去經歷一個完整的美國。這個美國不只是大學裡的美國，也是公路上的美國、球場上的美國、國家公園裡的美國、城市與小鎮之間的美國。它讓我看見學術之外的世界，也讓我明白，一個研究者的養成不只來自書本，也來自行走、觀察、生活與交流。
離開美國前，我賣掉了陪伴我多年的車，整理完公寓，處理完銀行、保險、帳單與各種行政事項，最後帶著幾只行李箱回到台灣。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帶回來的不只是書本、文件與博士學位，而是一整段在異地被重新塑造的生命經驗。
Fulbright 讓我走出去，也讓我更清楚自己從何而來。它讓我重新理解台灣，也讓我真正走進美國。未來，我希望繼續透過研究、教學與寫作，讓更多人理解台灣，也讓台灣的故事更有力量地進入國際學術與文化對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