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請進駐的單位，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以下簡稱NGA）。機構成立於1937年，緣起為當時美國銀行家、曾任財政部長的安德魯・梅隆（Andrew W. Mellon）於1920年代末的提議。他當時計畫出資興建一座建築，來存放他畢生的藝術收藏，並表示願意將建築與藏品，全數捐贈給美國政府。這項計畫在1937年，梅隆過世之後，正式於美國國會通過。
經歷了四年的興築，國家藝廊的西翼於1941年完工。時任美國總統的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參加了藝廊的開幕式，並在致詞中談到他對藝術的看法：「這個國家的人民知道⋯⋯藝術不是過去的寶藏，也不是從另一個國家輸入的進口貨，而是每一位活著的和創造著的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們全都參與其中的製造與建設。」（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know… that art is not a treasure in the past or an importation from another land, but part of the present life of all the living and creating peoples一all who make and build.）
1978年，由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國家藝廊東翼完工，大幅拓增了展覽、圖書、研究的空間。1995年，比鄰國家藝廊西翼的雕塑花園完工，增加了大型雕塑作品的戶外展示園地。
在機構藏品方面，NGA共計有4,000多件繪畫、3,000多件雕塑，涵蓋文藝復興時期至當代的藝術作品。另有近7萬件印刷品、3萬5千多件素描與水彩畫作，以及2萬多件攝影作品等。此外，以物件為主的裝飾性藝術、時基媒體藝術（time-based media）類的大型裝置作品，也在館方收藏之列。
管理NGA轄下的三個園區，以及十多萬件的藏品，每年需要花多少的人力與物力呢？根據他們交給國會的2020年度預算書，NGA的年度預算約1.54億美金（47億台幣）。而美國政府當年實際的撥款金額，為1.33億美金（40億台幣），若加上其他的外部捐款，NGA當年實際的總收入為1.68億美金（50億台幣）。對照2020年台灣文化部的年度預算，為211億台幣。
來自美國政府所撥付的經費，主要用在800多位聯邦員工的薪資，以及機構的硬體維運上。NGA其他的工作與人事費用，例如展覽、出版、活動、作品典藏，以及各類約聘人員薪資，則由機構自行籌募。簡而言之，是一種公私協力模式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實際上，NGA的員工總數超過1,000人。其中，行政（430+）與財務（300+）部門的員工數相加，超過700人。
國家藝廊的攝影部門
我所在的攝影部只有 8 個人，其中 4 位是策展人、2 位典藏管理、2 位展務協調，再加上 1 位暑期實習生與我（研究員），總共10人。每週開會時，還會有攝影修復部門的4位員工，與1至2位研究員的加入。
NGA的攝影部門成立於1991年，相較於美國其他美術館而言，算是相當晚。根據創設攝影部門的資深策展人，也是目前的攝影部主任莎拉．格林諾（Sarah Greenough）的研究，早在20世紀的20、30年代，美國就有美術館開始將照片作為藝術品來收藏與研究。
例如，在1924年，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就收購了影響美國現代攝影發展至深的攝影家阿爾弗雷德．史蒂格利茲（Alfred Stieglitz）的照片。1928年，史蒂格利茲主動捐贈了22幅作品給紐約市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簡稱Met），成為了該美術館收藏攝影藝術作品的首例，也為後來的美國攝影家打開機構典藏的大門。
1940年，博蒙特．紐霍爾（Beaumont Newhall）被任命為紐約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以下簡稱MoMA）攝影部的主任，也是館內第一位攝影策展人，該部門的任務是 「幫助個別攝影師發展自己且重要的表現方式」，並且協助公眾「了解攝影作為媒介、並參與其創造性的表現。」（”… to help the individual photographer develop his own vital expression” and assist the public at large “to understand photography as medium and to participate in its creative expression.”）
回到NGA，雖然攝影部成立時間較晚，但是館藏當中不乏攝影史上的經典名作，例如前述的攝影家史蒂格利各創作階段的作品、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的《美國人》（The American）一書當中83張原作，及其印樣、底片、作品試樣等檔案。還有2015年從科克倫博物館（ Corcoran Museum）所移撥過來的1,500件攝影作品，其中包含自學成才的美國非裔攝影家哥頓．派克斯（Gordon Parks）、成功拍下馬匹奔跑連續動作的英國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Eadweard J. Muybridge）等。
另外，在採訪四位攝影策展人的過程中，才得知在NGA籌劃一檔展覽，得要在三年前，就把所有展務、出版、講座、教推、宣傳活動等工作項目的預算提出。在展覽的前二年，策展人需要跟詮釋部門（department of interpretation）討論出展覽的核心概念（the big idea），而且必須濃縮成一句話。再者，雙方還必須評估參訪成果（visitor outcomes），描述觀眾在觀展之後會有哪些收穫與體驗。
而在展覽的前一年，展覽圖錄當中的所有文章，如策展論述、作品資料，其他評述或調研文字，都必須完成。大抵是跨部門的溝通協作、行政流程相當耗時，不得不超前部署。而所謂的「機構策展人」的日常，多半是在處理部門內外的溝通，以及各種行政庶務，能專注在研究與規劃上的時間，其實相當有限且零碎。
對非裔美國人歷史與藝術的重視
2020年5月25日，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蘇達州因為警察不當執法而死亡。美國黑人社群長期以來所受到的制度性歧視與壓迫，以及相應而生的不滿情緒，也因此事件而達到高峰，進而引發了全美、乃至席捲全球的抗爭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下簡稱BLM），各專業領域也開始更有意識地關注黑人幾世紀以來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與不可見的結構性暴力，進而引發對於反種族歧視的各種倡議與行動。
美國的藝文社群，對於BLM議題也有諸多的反省與積極行動。今年5月中旬，我剛抵達NGA的時候，館內正在舉辦一檔大型特展「非洲－大西洋史」（Afro-Atlantic Histories）。展覽探討從17世紀以來，黑人和非洲人民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形構。透過來自非洲、歐洲、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藝術家共130多件創作，持續形塑非洲移民的複雜歷史面貌；也讓觀眾得以透過藝術，重新思考歷史；同時透過歷史，重新想像藝術。
值得一提的是，該展策展人之一卡尼特拉．弗萊徹（Kanitra Fletcher），是NGA於2021年所聘任，也是館內第一位非裔策展人，研究領域則為非裔美國人藝術與離散史。而從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觀點出發的展覽、出版品、典藏計畫或人事任命，也越來越普遍，彷彿在彌補過去的空缺。
NGA的攝影部門也有所回應。策展人菲力普．布魯克曼（Philip Brookman）正在籌劃興起於1960、70年代，由非裔美國人所領導的「黑人藝術運動」（Black Arts Movement，以下簡稱BAM），探索BAM延續至今的理念，及其與攝影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深入藝術是如何在當時成為消除種族與膚色歧視的武器。此外，黑人攝影家詹姆斯．范德澤（James Van Der Zee），同時也是紐約哈林文藝復興時期的領頭人物，其攝影作品也在特展期間於NGA展出。
相較於黑人藝術創作能見度的大幅提升，原本預定於2020年的9月巡迴至NGA舉辦的「Philip Guston Now」回顧展，由於猶太裔藝術家菲利普．加斯頓（Philip Guston）畫作中所描繪的3K黨員形象，促使館方在考量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後，決定將這檔備受矚目、預計在四座美術館巡迴的展覽順延。然而，這項決定也在美國當代藝術社群中，引發了巨大爭議。
在四館的共同聲明當中，提到了加斯頓作品中涉及社會及種族正義的重要性，必須有更進一步梳理與認識，因此將展覽推遲。當時NGA新上任的館長凱溫．費爾德曼（Kaywin Feldman），在諸多抗議的聲浪與壓力下，親上火線接受媒體採訪並回應道：「公眾現在不需要一位白人藝術家來向他們解釋何謂種族主義。」（The public doesn’t need a white artist to explain racism right now.）最終，展覽延後展期三年，至2024年。
除了NGA，紐約的Met，在常設展的19個展區當中，試著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至現代藝術的雕塑與繪畫作品旁，並置同一時期源於非洲的雕塑與繪畫作品，彼此互文、參照對話。而在MoMA，則明顯可見許多年輕黑人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其中一位攝影家 Deana Lawson，甚至同時受邀於MoMA PS1舉辦大型個展。
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所舉辦的惠特尼雙年展（Whitney Biennial）中，黑人藝術家及其他少數族裔藝術家作品的數量也大幅提升，顯見美國藝文機構在近年來的黑人運動之後，有意識地以具體行動來回應機構本身的不足。
老館新生
NGA現任的女性館長費爾德曼，在位三年多來，嘗試在已有85年歷史的公立藝術機構力圖轉型。在重塑機構形象（re-branding）的過程中，他們找了專門服務國家級文化部門與大型藝文機構的國際顧問公司AEA，以及知名設計公司Pentagram，試圖重新定位與打造NGA的公共形象與組織文化。
大體而言，NGA期盼能揮別過往給人一種藝術殿堂、大型機構的距離感與保守形象；或者以博士研究員為主體、專門從事窄而深，或特定歷史階段、社會階層的研究，不夠貼近常民生活的學者身段或文化菁英感。
在AEA的服務建議書《我們的聲音與體驗》（Our Voice and Experience）當中，盤點了NGA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例如，該報告中指出，NGA雖然是為所有人開放，但是觀眾的體驗卻過於發散（open-ended）。再者，報告中也提到，雖然NGA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的，但這並不代表機構就是友善的（hosipitable）。此外，AEA給出的角色建議，是期盼NGA能夠成為公眾與藝術之間對話的主持人（host conversation between art and audience)，而且是一個有好奇心的主持人，不讓機構被公眾的沉默所定義。
此外，NGA的管理階層，根據館內同仁在意見調查表上的反饋意見，漸次聚焦、確認與定義機構的使命、願景、價值，以及行動方案的優先順序。引人注目的是，在NGA館長以降的12位參與決策的高階主管名單中，多半是由女性、非裔、亞裔、拉美裔等非白人男性主管所組成。
NGA館長費爾德曼作風十分親和，平時雖然忙碌，但她仍堅持撥空與十多位暑期實習生見面。過程中她提到，她在跟其他主管討論NGA的使命時，光是為了要用「invite」或是「welcome」來去界定機構與公眾的關係，就字斟句酌、來來回回地討論了許久次。最終，他們選定以「welcome」而非「invite」來描述機構的使命：「國家藝廊為國家服務，歡迎所有人來探索和體驗藝術、創造力和我們共同的人性。」（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serves the nation by welcoming all people to explore and experience art, creativity and our shared humanity.)
機構形象的重塑，不僅關乎公眾形象的建構，也是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型藝文機構，將注意力轉回到機構內部，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NGA 藉此機會檢視過往的公共關係與組織文化，嘗試從內斂（reserved）走向開放、由上而下的單向到雙向對等的溝通（top-down vs two-ways），從選擇性（selective）過渡到差異共融（inclusive）的文化思維。同時，在價值轉向的過程中，持續追求卓越，即便二者在概念上對某些內部員工而言，可能有些扞格。
誰的美術館？
2020年9月，NGA成立了多樣性、平權、共融、友善近用（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ccessiblity，以下簡稱DEIA）辦公室，期待在機構內落實這四項價值，目前有三個人員的編制，預計將持續擴編成一個10人單位。2021年6月，美國白宮更正式佈達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轄下的機關，都要能確保勞動力與環境的多樣性、平權、共融與友善近用。
DEIA辦公室的設立與各項行動方案，或許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意識：「NGA是誰的美術館？」回顧NGA創設的宗旨：「為國家所有，為人民所共享」（Of the nation, for all the people）。但是，NGA是否真能稱得上是屬於美國人民的美術館？
在機構收藏方面，NGA經調查發現，館內98%的作品皆出自白人藝術家之手。另外，回顧展覽史，從2000年至今的93場大型個人回顧展中，只有3檔展覽是有色人種藝術家，其餘都是白人藝術家。另外，在NGA館內從事研究、策展、出版等知識密集工作或管理階層人員，仍以白人居多，雖然黑人或拉美裔的員工人數也不少，但主要仍集中在保全、餐飲、清潔等勞力密集工作。
然而，當前美國社會的人口組成，白人佔比約為58%、拉美裔19%、黑人或非裔12%、亞裔6%，以及不到1%原住民等。面對如此巨大的現實落差，也讓機構中各部門的人員，不論在作品典藏、展覽、活動策劃等層面，都有了明確且值得努力的方向與目標。在推動DEIA與組織文化的進程中，雖然仍存在許多的困難與阻礙，但是DEIA辦公室的創設，仍是機構走向文化平權、修正不義結構的重要推手。
多元性別的肯認與平權實踐的挑戰
我記得剛進NGA的時候，館方曾舉辦一場協助暑期實習生認識圖書館的活動。在圖書館工作的我，自然不能錯過。活動開始之前，主持人請參與者做自我介紹，並且提醒我們要告訴大家自己偏好的性別代名詞（preferred gender pronoun，以下簡稱PGP）。這是我第一次講PGP的經驗，感覺有些微妙，即便我不時也會在他人e-mail的簽名檔後方，看到這樣的表述方式。
或許這是美國社會正在發展中的一種新日常，透過這個微小但具體的實踐，提醒自己與他人，性別與外貌之間不一定有直接關係；而主動告知PGP，除了減少他人的猜測與誤會，也是一種為對方著想的表現。
這次的經驗，也令我想起在這次研究計畫中，有一次與藝術家安．梅斯納（Ann Messner）的對話。梅斯納是一位女性主義藝術家、普拉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的教授，長期投身藝術創作與教學，而今年70歲的她，剛從藝術學院退休。梅斯納從年輕時期便關注女性主義運動，也是積極的社運參與者，同時藉由藝術創作來回應相關議題。
當我們聊起PGP的話題時，她跟我說起她在最後一年的課堂上，所遇到的窘境。她的課堂上有兩位同學，剛好都是生理女性並具備男性認同的跨性別者。然而，成長於不同世代的她，讓她有時仍會習慣性、下意識地從外表來判斷對方的性別。因此，她時常因為性別誤稱，讓對方感到冒犯而生氣，她也經常因此而心生歉疚。
然而，在進入作品討論階段時，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敏銳度，讓梅斯納感受到身為性少數的兩位同學，在作品中顯露出的男性氣質、甚至是父權思想的價值意識，又讓她一度對作品很感冒。面對如此既弱勢又強勢的複雜性與交織性，這個新的常態，也令她感到不知所措。
其他細節的觀察與感想
NGA館內員工，工作年資超過10年以上的比比皆是。上一任館長待了27年、現任攝影部主任格林諾，則工作超過40年。在NGA的檔案室中，有一項口述歷史計畫，專門採訪剛退休不久的員工，希望能將機構歷史透過這個方式保存下來。
相對的，NGA每年也提供研究生暑期的有薪實習，讓正在攻讀研究所的年輕學子有機會提前進入職場，了解機構運作的方式。此外，NGA也跟哈佛大學的敦巴頓橡樹園研究圖書館及收藏庫（The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合作，提供輪流在兩個機構的共同實習（joint internship）機會，對年輕學子而言，可謂是相當友善且難得的措施。
超過1,000人的大型機構，在進行跨部門的溝通與協作上，必然會有許多困難，但總的來說，我進駐NGA及攝影部門期間，所觀察和體驗到的組織文化是開放的，而同事們之間的溝通互動，也相當的平等友善。此外，我可以感覺到，在NGA工作的人們，對自己所屬的部門，以及能夠成為這個國家級美術館的一員，都很有歸屬感而且是與有榮焉的。
三個多月的研究期間，我和攝影部的夥伴們也漸漸成為好朋友。在我鄰近研究結束，要正式離開攝影部之前，大家特意幫我辦了一場簡單溫馨的歡送會。當天，大家共同寫了一張卡片給我，並且集資購買了一件NGA出品的黑色帽T送我，而且衣服胸口的位置，還特別繡上了「攝影部」（department of photographs）。他們拿給我的當下，我內心很感動，也相當感謝他們的友誼。歡送會的尾聲，攝影部主任格林諾又交給我一件東西：是一張捲起來的文件，上面綁著紅色的緞帶，在那個情境下，感覺像是一紙畢業證書。收到的當下，我才感覺到自己真的要從攝影部門畢業了。
我把文件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張大照片，內容是NGA攝影部辦公室的某處，有書桌、書櫃和攝影書，我看了一頭霧水。除了這張照片，還有另一份文件，上頭是格林諾親筆寫下的訊息。讀了之後我才知道，他們很樂意把NGA攝影部所出版的每一本攝影書，都捐給Lightbox攝影圖書室！這也是他們送我這張照片的意涵。
其實這三個多月來，我從來沒有跟他們募過書。在我離開的一個月前，我才跟大家介紹了Lightbox，而當他們了解Lightbox在做的事情之後，都表達了支持之意。而他們實際的支持行動，促成了一次台美攝影藝術的小小交流，也讓Lightbox跟NGA攝影部之間的對話，得以延續下去。
總的來說，這次的美國行，以及進駐NGA近距離的觀察與採訪經驗，讓我有機會了解到一個大型公立藝術機構的運作方式、組織文化，以及機構轉型的策略計畫，收穫頗豐。同時，也讓我結交到多位館內外的新朋友，他們的友誼也讓回國後的我，不時想念遠方的他們。期盼日後還有新的交流機會，換我在台灣接待來自美國的攝影朋友們。
Managing Editor: Yuping Chang 張瑜玶
